冷軍，當代藝術關注的焦點，藏家追逐的目標。用文字渲染那種“微妙而震撼”的感覺，就顯得不那么智慧了。介入冷軍的畫，預先要達成一個約定，就像游樂場里云霄飛車入口總會立個啟示，預防某種“形而上的不適”。這里不提供戲劇性，請收起老化的情緒，來經(jīng)歷一次推演，并且事先就被告知本場推演將以無結論而告終。如此“不友好”的邀約，令人好奇。
冷軍 工具箱
布面 油畫 2000年作
64×47cm（59.5×17.8cm×2）
——畫得像照片一樣吶！只是這樣而已么
多少人拿相片為“超寫實”打比方，人是有多么著急地要去解釋。鏡頭作為“第三只眼”，“后來”卻居“上”，很難不被說是妖術，危機四起。不論在物質(zhì)還是精神上，畫家的權威被沖淡，獨享“真跡”的特權也消解了。攝影改變了人們觀看的方式，它對觀賞者的接近，那么熱情主動，重塑記憶與經(jīng)驗。日常生活成了視覺狂歡，我們明明看到更多，卻成了“感官功能不全的人”（居伊·德波語）。
在談到自己的作品的時候，冷軍表示“我的畫不是細膩，而是質(zhì)感。”在超級寫實那里，形成了一個全息景象。如果一定拉去參加攝影器材展，作為一個概念，它或許只能被假以“凝望型—高分辨率—三維成像—測繪器”之名，很拗口，全無文學美感。所以畫就是畫，跟攝影無關。蘇珊·桑塔格提示說“畫家的任務是構筑，而攝影家的任務是揭示”。畫家自有畫家的法兒，冷軍這樣的畫家可不折不扣是個語言學家。借助那份敏感，把日常生活中的種種穿插進畫面中，符合繪畫語言的合理性。自我還原到繪畫原初的狀態(tài)，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，隱藏了個性、情感和態(tài)度的痕跡。不同于寫生，這種具象又逼真的細節(jié)表現(xiàn)，不再追求藝術的衍生意義，純粹于再現(xiàn)語言。
把工具箱安在畫布上作畫，帶有某種裝置藝術的特色，甚至擁有一種展場的風格。畫布上的物相互作用，成為文化實體，那是一種隱喻。這樣出現(xiàn)在畫布上的視覺符號，用局部的具象，令人信服地結合出一個夢幻場景，引領觀者進入一個陌生的精神領域，卻又嚴絲合縫。觀看的人只有在特定的時空里才可能完成“觀看”。這種“邀約式”的展場特性，挽回了架上繪畫的尊嚴。
——屏息凝望，接受思考邀約的姿態(tài)
不同的媒介技術，帶來了不同的“看”，也規(guī)訓著身體形成習慣。習慣會認為只有通過一種特定的方式“看”，才能看到我們所“認可”的世界，唯獨那個才叫“客觀”，只有“客觀”的畫，才叫“寫實”?？偠灾ㄟ^這樣的看，我們印證自己的世界。每一次視覺經(jīng)驗的大改變，都是對這種文化道統(tǒng)的挑戰(zhàn)。本來屬于風格層面的東西，不自覺地上升到“真實與否”的層面，一旦開始討論它，就讓人很不踏實。
坦白講，審美需求指向欲望的滿足，這里包含了一種互動性。相片通過視覺產(chǎn)生心理上的“真實感”，不可抗拒。通過不容置疑的切身經(jīng)驗，讓人遺忘了它的多重假定。超寫實畫作夸大的細節(jié)，讓客觀性消失殆盡。對所有細節(jié)一視同仁的清楚處理，暗示了它與現(xiàn)實之間的距離。當細節(jié)被一再夸張地放大，會造成一種異乎尋常的美學和心理效果，它賦予靜態(tài)的物象某種莫名的力量，冷漠而嚴峻。
看畫的人對畫布視覺的重心選擇，依然是被給定的，但虛構從凝望開始。區(qū)別于山水自然，也區(qū)別于神社圣像，不是風情觀望，也不用敬身瞻仰。它不給予純粹知識，也沒有故事，更不要指望有什么精神引領，甚至不談想象力，你面對它的時候，會被本能地吸引，之后落入到一個不得不思辨的境地，這究竟是尷尬、折磨或者是真正圣潔的啟示。這種超越像與不像的快感，超寫實在創(chuàng)作中挑戰(zhàn)著自我觀察的欲望，恢復了人類觀看的自然狀態(tài)。
單純的看，只提供感性經(jīng)驗，勤勉的凝望，則是一種特殊的看。它不一定有所“發(fā)現(xiàn)”，但一定獲得主體意識。這種類似苦修的凝望，回歸到視覺理性，上升為知覺行為，賦予觀看者新的權力。放棄庸俗自由，透過每一個細節(jié)，在縫隙中發(fā)展出自我質(zhì)詢。當凝望的對象為人類文明本身，一旦被賦予這種反思的權力，也就包含了不可脫卸的責任。
——放工具的箱子，展示、收容還是紀念
至此終于可以說說畫面上的東西了：一把鉗子，一個扳手，滿是焊點，被安放在打開的鋪了黑絲絨的箱子上。畫家選擇的是最為簡單的工具，仍然還帶有一些“假肢”的感覺。繪畫絕對不只是技術的問題，但技術在20世紀初，就以機器美學的形式成為繪畫主題。這里的工具沒有被描繪成出土文物，它們不所作為工業(yè)垃圾，現(xiàn)代工業(yè)也沒有被歷史簡單地塵封。與政治本土化、鄉(xiāng)土本土化的中國具象寫實不同，冷軍《工具箱》階段的作品很難歸類。
回看新中國成立之初以工業(yè)題材繪畫，是美術家為表現(xiàn)新中國的努力。作為想像新中國的方式，在馬克思社會再生產(chǎn)理論指導下，高至中共領導集體無異議地確立了要在中國實現(xiàn)工業(yè)化的目標。隨著技術替代科學，工具理性以啟蒙精神代言，在蒸汽轟鳴中膨脹，在追求效率和實施技術的控制中蛻變，成了一種統(tǒng)治奴役人的工具，這是現(xiàn)代世界的性格，也是馬克斯·韋伯式的困惑。當精確計算，效率，功利，有用性，成為一種時代的需求，人文關懷能融化現(xiàn)代工業(yè)文明的冷漠而疏遠么？
神圣與世俗的交融，超越了道德性的思考。從梅蘭竹菊——到銑刨磨削，從氣韻生動——到微毫畢現(xiàn)，現(xiàn)代知識分子這種內(nèi)在省視與外在關照，成為“修養(yǎng)的繼續(xù)”，顯示出令人敬佩的清晰。傳統(tǒng)中國畫中的“殘石”意象的背后是一顆一顆散落孤獨的心，而焊斑似乎烙傷了整個人類現(xiàn)代性的集體癥候。這種對現(xiàn)代工業(yè)文明的反思，被特殊的美學實踐所審視。
無限放大的細節(jié)中，包含了手工制作的痕跡。畫家挑去顏料，以特定的動作施加到畫面上，體現(xiàn)出嚴格的身體操練。我們作為觀看者，可以逆推出這種磨煉感官的操練——一種限制下的自由。這成為畫家創(chuàng)作的動力和調(diào)整疲憊情緒的保證。由此我們發(fā)現(xiàn)這種“物的質(zhì)感”，除了簡單的說“像，太像了”，更能轉換成可見的時間的重量，它也是凝望自身感情發(fā)芽的空間。
重新把繪畫定位到截獲時間的意義，我們屏息凝望，邏各斯躺在黑絲絨上，如此虛妄。冷軍在訪談中會談及他學畫作畫的過程，往往理性而含蓄。據(jù)說在1990年進入武漢畫院之前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，他迷戀哲學。
